今年6月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全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有317.6万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离婚率达14.6%。中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
两年来,今日女报/凤网曾报道过的民间组织——“反‘第三者’联盟”经过对500多对离婚夫妻的抽样调查发现:近半成的夫妻关系解体,皆因“第三者”的存在而引起。该联盟调查发现,高考一结束,一些夫妇赶着离婚。
■高考一结束,赶着去离婚
6月9日,高考刚尘埃落定,长沙市民孔丽(化名)一大早就来到了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准备找到该所李健律师办理离婚手续。
在律师事务所里,孔丽再次见到了陈女士。
半年前,孔、陈二人听说长沙有个“反‘第三者’联盟”,便找到了李健。后经李健介绍,两人相识,并互换了电话,时常就各自遇到的一些家庭问题,难言之隐相互隔空倾诉和安慰。经过交谈,孔丽和陈女士发现,两人遭遇“第三者”时的情节、过程虽有不同,但处境一样:明明心里窝着火,却不敢轻言离婚,因为两人都有小孩即将面临2011年高考。
两人获知家庭遭遇“第三者”袭击时,先是惊讶愤怒,后与丈夫争吵不休。尤其是孔丽,当时坚持要离婚,要么丈夫净身出户,要不自己离开。可当时碍于儿子正处于青春叛逆期,高考在即,不但没有专心备考,反而经常旷课早退,问题十分严重。于是,孔丽再三考虑之下,决定压抑着自己的难过与愤怒,以分床不分居的方式,跟丈夫维持着表面和谐。
6月8日,高考结束。当晚,儿子和同学唱KTV玩通宵去了,丈夫也没回家。翌日清晨,孔丽如释重负地来到了律师事务所,就相关财产分割、小孩抚养费等问题再次咨询律师。孔丽表示,她打算于6月下旬之前,跟丈夫协议离婚。
陈女士的遭遇和孔丽大致相同——也是当初为了女儿更好地发挥,争取复读后能顺利搏击上重点大学,所以忍辱负重地过了一年,现在丈夫已经和“第三者”公然呆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她对这段婚姻已经完全绝望,如今高考结束了,她也想早点解脱。
至2009年3月8日,30多名深受“第三者”困扰的人士,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首个“反‘第三者’联盟”。当时,今日女报/凤网曾对此事予以报道。
“我们通过对我们身边的很多案例的归纳和分析,以及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统计,做出中国首份‘第三者’民间调查报告。”律师李健说,这个调查报告,从2010年年底着手书写,历经数次修改,同时也给多名当事人审阅修改。
调查显示:学历方面,当事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者近半数以上。
年龄方面,以35-45岁中年当事人居多。
婚龄方面,以2-3年短期结合的和儿女初长成的居多。
性别方面,女性基于传统社会道德约束,出轨寻找“第三者”的概率明显低于男性。一般集中在30-35岁期间,且与年龄呈现出正比例,即年龄越大,对家庭的忠诚度越高,到了40岁之后女方成为“第三者”的情况非常少;男性则不同,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第三者”多为35岁以后,与年龄呈现出反比例,即年龄越大,出现“第三者”的概率相对越高。
职业方面,经常有长期出差需求、或是享有各种正当职业理由夜不归宿的男性是“第三者”高发的职业群体。此外,女性从事以男性为主的行业,如经理人、律师、司机等,她们接触优秀男人的机会较多,被男人追求的机会也较多,发生婚外恋的概率也比较高。同时,有一定权利的私营公司老板或上司,也容易获取“第三者”的青睐。此外,高知领域的“异军突起”也不容轻视,例如医生、高校教师等。他们所在的单位和职务相对较为稳定,社交范畴和业余生活有规律,人的情感也就相对处于平稳的状态,但随着工作成绩的积累,应酬范围扩大,突遭“第三者”介入,往往比玩世不恭者更难以辨清方向。
“据我们的调查显示,‘第三者’多为女性,而此类女性中普遍的共性并不是比元配妻子漂亮,而是年轻。”李健说,“第三者”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状况普遍较低,不及出轨男性和元配妻子。“第三者”多是未婚,或是“待离婚”状态,没有配偶的监管和约束是她们放手一搏的基础。
李健介绍,妻子处于怀孕及生育期间的男性,容易寻找“第三者”;男方犯了难以补救的过错,例如家庭暴力、赌博巨输,造成了对配偶的伤害,基于强烈的报复心理也容易引发女性寻找婚外情;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任何一方都容易寻找婚外情来弥补孤独;密友、父母中出现外遇的,也容易刺激、诱发女性寻找婚外情;网友聚会、同学会、老乡会、同事远程旅游、紧密合作团队极易成发生婚外情的第一步。
至于受害人的普遍反应,李健说,大部分女性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才考虑离婚及过错索赔。女方若文化程度高,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则自尊心与自我期许又相对高,因此她们一旦发现配偶有外遇,会义无反顾地离婚。
而大多数男性则不同,发现自己妻子有外遇后,第一选择就是迅速解除婚姻关系,而不是闹得满城风雨。“这种心态其实与整个社会传统道德、风俗观念有着紧密联系。” 李健说,男性遭受“第三者”侵害时,多会采取离婚来避免二次舆论伤害。而女性多以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心态去捍卫家庭完整。
律师说法>>
“我接待了两位当事人,对她们的情况早就有所掌握和了解。”李健很尊重和认同她们的隐忍,再次给他们重点介绍了离婚的程序、所需心理治疗,以及针对过错方的索赔。
李健还透露,迄今为止,在高考结束不到一个星期内,上门和电话、网络咨询离婚事宜的当事人,不下10人次,频率明显高于平常。“这其实都有规律和道理在里面的。就如同过重大节庆日时,存有‘第三者’纠纷的夫妻冲突要比平日多,因为这一天或是‘第三者’需要陪伴,或是配偶无端的猜疑,都容易激发矛盾。”
李健认为,“第三者”存在势必带来一系列涉及社会和家庭的问题。首先,婚外情本身就影响夫妻双方的生活、工作、学习、家庭、健康;第二,“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直接导致恶性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多,例如故意伤害、敲诈勒索、侮辱诽谤等;第三,“第三者”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规定。一夫一妻是人类文明的理性产物,也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原则;第四,“第三者”容易对下一代造成伤害。家庭能为儿童的成长提供最直接、影响最大的教育,并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有巨大作用。“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引发生活环境的巨变、失去父母一方的疼爱教育、遭受其他同龄人的鄙视嘲弄等等未成年人无法适应的问题,容易导致其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放荡自流,激发青少年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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