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就西部大开发给中国政府的建议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跨世纪发展的一项战略部署，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这意味着，实施西部大开发需要借鉴人类拥有的各种智慧和经验。
为此，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原则
——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引导人口与经济活动平衡分布、城镇合理布局，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坚持以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慎重利用为前提。力求使所需能源及其他资源的输入最小化，减少废物排放，并进行回收利用。
——着眼于当地的特色与优势，不是简单的资源输出，也不应沿袭东部地区大规模发展工业的做法，而是利用其丰富资源，运用市场机制，以提高其价值。在此过程中，发展经济，培养人才。
——应采取措施，将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同信息、空间、可再生能源以及对环境安全的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结合起来，以促进地方社区的技术和信息能力，帮助地方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制定城市及工业发展规划应考虑西部的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承载能力。同时，应注意维护历史与文化遗迹及当地的自然景观。
——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作用。把精力集中在几个起导向作用的核心地区与城市。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影响开发的关键问题之一，要加强重点地区，如长江、黄河上游等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二、做好开发规划及关键项目与土地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
——开发需做详尽的规划和监测，以确保开发的成果不被环境退化所取代。规划时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以资源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布局和城镇发展为核心。所有的开发计划及关键的大型建设项目都要做环境影响评价。尽快对西部的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可供量做出科学估算，重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促进西部开发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要建立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与协调机制。
——做好《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专项计划》。确定科学合理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目标。在扩大政府投入、规范环境管理、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实施财税政策支持等方面，要有具体可操作的措施与办法。
——对于城市、工业区、公共基础设施、大型农场建设及土地开发等，均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工业区应在“有益于环境的资源循环”以及“零排放”概念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与建设。应重视对环境保护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有毒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设施。鼓励采用合资方式以及建设—运行—转让(BOT)方式。
三、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环境的经济政策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投资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如免税和减税)，在西部地区鼓励向资源可持续利用、高附加值产业、清洁产业的投资，防止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已被投资者母国或国际环境协议禁止的产业向中国西部转移；鼓励所有的公司采取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建立制度促进东部地区对西部开发进行投资。建立有效的公共财政机构来管理投资，并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开发项目进行低息融资。
——进行适当的环境税改革，将环境税作为一种市场手段，以体现环境成本，促进可持续技术的商业化。将排污收费体系同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整合成为一个协调的、有效率的环境税费管理体系。环境税改革应同建立市场价格体系结合起来考虑，以完善现有的收费制度、降低污染产品的消费、筹集环保资金及一般公共资金为目标。主要措施包括：对燃煤征收排放SO2税；征收税率较高的煤炭资源税；试行征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汽油、柴油消费附加税；征收生活污水处理费，用于集中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所有的企业征收排污费；根据行业与产品类别、标准排放率以及产出量，对小型企业及第三产业征收水污染税；在重要的江河、湖泊区域内，可考虑对农药和化肥征税，以减少其造成的水污染；在一些城市区域，可考虑对塑料袋等产品适当征税，以减少其使用或促进其循环利用。经济激励措施（自然资源和污染税）应反映环境成本的区域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环境成本受到贫困和人口稀少等因素的影响。
——实施土地等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土地、林木等资源的产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有效保护资源。
——吸取东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和教训，在西部已有的和新设立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确立贸易、投资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开发区所在省主管经贸部门下设置一个贸易、投资与环保综合咨询委员会，协调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开发区内的外国企业采用可行的环境标准，并鼓励他们同主管部门签署自愿性的协议，规范自身的环境行为。
——利用《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促进西部发展。《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促进外国投资以及洁净煤技术向中国西部转移提供了新的机遇。加强CDM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并考虑在西部省份着手进行CDM试验项目，以推动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不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前提下参与CDM，从而获得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四、加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做好西部生态恢复工作。对自然状况恶化地区的环境恢复能力进行调查，科学地评价和区分人类活动地区、自然保护区及恢复区，采取措施禁止或限制森林砍伐与放牧，恢复植被，保证水资源的供应，并建立相应的法规。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源头区、天然林和草地征用开发用地。
——生态环境建设应作为一项长期政策。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尽快制定统一的规划和长期稳定的生态环境建设及相关的经济补偿政策。生态环境建设应同富民增收相结合,改变传统的掠夺式的生产方式，根据区域特征,进行分片治理，分阶段实施，改善生态环境状况。
——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要通过采取“封山育林”等措施恢复自然生态系统，要合理安排林草比例及树种比例，树种、草种的选择要充分考虑西部各地的气候、生态特点，尽量选用本地种，选出适应能力强、经济与环境效益明显的品种推广、示范。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志愿者开展植树造林和废物回收利用活动。
——尽早建立各流域合理的配水机制。全面推行节水，抓紧发展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科学合理分配黄河、黑河和塔里木河的水资源。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矿山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搞好矿山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
——黄土高原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必须同生态建设密切结合。开发收入的一部分应作为生态补偿费用于环境改善；应允许当地居民以多种方式参与能源开发活动,从而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恢复中国主要河流上游的水源涵养功能，这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十分重要。要建立永久性的资金来源以保证计划的持续进行；以生态林建设为重点；工程项目的策划与执行应有生态学家的参与。
——加强国内立法，控制外来物种入侵。大量的外来草种进口必将对中国特有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和影响。在水土流失控制和植树造林项目中，都必须强调使用当地种，而非引进的外来种。
五、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能源供应基地和运输渠道的选择要合理。要及早防范西部地区高硫、高氟燃煤造成的酸雨和氟污染。在使用薪炭能源的地区要改用新能源（如甲醇、二甲醚等），以避免因人口增长而加大对林木的砍伐。西部一些地区生物质能丰富，应通过现代化方法（低焦油气化等）来加以利用。建立大规模的试验性的太阳能系统。西部地区应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同有关设备的生产结合起来，开发国内技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新疆和内蒙都具有丰富的风力资源(占全国的50％以上)，应成为西电东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出台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规定全国供电部门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绿色电”(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可采取中国海上石油天然气公司十多年来已成功使用的“特许权”方式，引入市场机制，打破电力部门的垄断，使风力发电真正进入由环境与市场驱动发展的“快车道”。
——西部能源开发战略应使当地的收益最大化。天然气开发的战略目标是用液化气及副产品来取代农村地区的生物质燃料和煤；在把化石能源送到东部时，应考虑提高其附加值，实行“多联产”战略，以获得清洁的液体燃料、化工产品和电力。
六、加强污染控制，推行清洁生产
——发挥科技进步的优势，开发技术起点高、工艺先进的产业，避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方式、“先污染后治理”和“末端治理”，跨越严重污染环境的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加大工业废水、城镇生活废水和农村面源的污染防治力度，有效缓解因水污染加剧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实现污水无害化、资源化和循环利用；继续加强西南地区的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城镇垃圾处理场，保护三峡水库的水质。抓紧制定《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推进西北各省区的水污染防治，改善黄河干流与支流的水质。
——清洁生产示范市和示范行业的项目已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经贸委、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应进行调查研究、总结考核，推广太原等10个城市和化工等5个行业的经验。在抓紧制定《清洁生产法》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对现行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尽快将推行清洁生产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与革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环境质量管理等政策的核心要求。要建立并完善全国清洁生产数据库、清洁生产指标体系和清洁生产网络等。
七、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西部地区的交通发展应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并重视发展铁路，兼顾发展其他运输方式，重视多种交通工具联合发展的设计与优化问题。应以重点城市与主要矿区为中心，逐步向外辐射，形成联系区内外、城镇之间的交通网络。
——要充分利用现有交通设施，逐步对其进行改造与完善。新建道路要充分考虑交通的运输量，不宜过早、过多地建设高速公路。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方针，做好公路、铁路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西南地区修路要注意节约用地，并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西北地区修路要注意生态保护，做好防沙固沙工作。
——加强交通建设中的生态功能保护，特别是对水土流失地区应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对公路两边公路征地范围以外的路侧绿化，由沿线地方政府负责，可按“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发动居民积极参与。公路建设部门应尽力节约土地资源。
——要制定合理的城市与交通规划，并考虑将来人们出行的需求，利用新技术发展公共交通。
——发展西部旅游业，吸引国内外游客。
八、发展西部可持续农业
——优先实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项目,重点培育林果业、畜牧业、特色经济作物、生态农业等。有必要采取一些激励性措施来减少低耕作和零耕作管理方式所带来的风险。
——提高对草地保护与恢复的投入,加快畜牧业发展；对草地资源情况进行详细的评估，按照区域自然特征的变化来改进与调整生产体系，增加人工草地的比例,提高草地的承载力；建立草地管理的示范基地和应用研究项目。改革草地使用与承包的相关政策。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草地恢复应列入国家“十五”计划；限制种植业的扩张，降低耕作压力和提高植被覆盖。明晰土地产权制度,鼓励农民对土地多投资,积极改善农村信贷服务，推动发展非农产业。
九、促进西部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
——各级政府应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科技投入，积极支持国内外企业、全社会力量和广大科技人员在西部地区研究开发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普及推广和应用。加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的教育培训水平。
——在西部重点城市和地区加强高等教育和培训系统，重视培育人力资本，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西部地区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因特网。应支持利用因特网进行远程教育的示范项目。
——开展自然恶化状况的卫星监测、“沙尘暴”起因分析及影响、长江与黄河地区分水岭环境的定量分析的研究，为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支持。要加强沙尘天气等自然灾害的监测和预报预测。
——尽快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配备相应的监测技术人员和检测设备，提高对西部开发过程中资源、生态和环境变化的监测水平。开展环境污染健康危害的科学评价和预防控制，作为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重要基础工作。
第二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就环境同社会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给中国政府的建议
第二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第四次会议于2000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国合会的第9次年会，同以往历次年会一样，本次会议努力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在过去的多年里，国合会逐渐扩大了研究范围，成立了8个工作组和2个课题组，研究内容也不断地从一般性课题转向具体课题。中国已经同其他国家一样广泛认识到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良好的环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涉及包括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教育体系以及区域规划在内的所有领域。
在本次会议上，代表们对中国的西部开发进行了重点讨论。会议未涉及西部地区的具体区域开发政策，而是在环境与发展政策的总体框架下，针对整个地区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考虑到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人们对此比较缺乏认识的实际情况。
在往年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本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将环境同社会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政策的重要性，并建议加强这些政策在国家、区域和地方等各个层次上的有效协调。
由国合会秘书处准备的关于西部开发所面临问题和应对策略的详细建议见另外一件。同时，国合会各工作组也都提交了工作报告与建议。这里，就环境同社会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提出的建议如下：
1将环境经济学应用于规划的全过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经济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说比做容易，但是，政府部门必须确定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耗竭等的真实成本，并确保价格能够恰当地反映真实成本。市场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市场作用必须被纳入公共利益的框架之下。在此框架下，政府同私有部门（其中包括中小企业）有很多机会结成伙伴关系。政府部门应广泛地运用经济手段（包括税收激励和非激励政策），并避免不合理的补贴。
就中国的西部地区而言，国合会建议：在制定此类政策时，应考虑到西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环境脆弱、气候条件特殊、人口密度低以及该地区相对贫困等因素。在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中，最贫困地区和人口应当得到至少是临时性的保护，以免其所受冲击太大。
2经济计划和环境保护应当更加紧密地相结合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恢复并保护环境是一项高度优先的工作，而这需要在规划过程中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发展环境保护产业是另外一项优先工作。在其它国家中，环保产业是增加收入和解决就业的一个主要行业。
国合会建议：应加强对各部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以确保有关政策的协调性和相关性。在今后的10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可能会翻番。而要成功地发展经济，需要在能源、交通、工业、农业等各种政策之间保持协调一致。在制定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应将环境保护作为首要考虑之一，并应为此制定综合性法律法规。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3能源政策应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能源需求正在持续增加，而能源供应难以同步增长。到目前为止，储量丰富且容易获得的煤炭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源，而且这种状况今后还将继续。但煤炭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不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引进能够从煤炭中提取能源的新的清洁技术（特别是煤气化技术）非常必要。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治理由高硫煤燃烧所引起的大气污染和酸雨问题。以煤气化为核心（同时亦可用天然气）来生产低成本的化工产品、清洁液体燃料、城市煤气以及热和电等多联产技术的前景很广阔。当前，人们日益关注的一个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大气中碳的含量不断增加。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碳埋藏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可能，中国政府有必要同其它国家一起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其它能源和能源技术的开发同样重要，如：天然气、氢以及用于工业和交通的光伏电池等。在全球范围内，小规模发电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目前，在世界上每年新增加的电力中，四分之一以上来自10,000千瓦或以下规模的发电。在中国西部地区，生物质能技术尤为重要，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来提高能源转化。通过光伏电池发电的地方系统将使当地具有更大的电力自足性，并降低由电网输电所带来的成本。
对中国西部地区而言，风能资源（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不仅有助于满足本地区的能源需求，而且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能源。国家应制定先进的再生能源配额制（RPS），以确保在能源供应部门所提供的能源中包括一定比例的“绿色电”（即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些“绿色电”可以是本地发出的，也可以由能源供应部门从其它地区或部门购买。
4可持续农业是另一项优先工作
国合会在４个大的方面提出了建议。第一、鉴于杀虫剂的过量使用，有必要出台国家的“害虫综合防治战略”。事实证明，农民使用了大量不必要的杀虫剂。减少使用一定量的杀虫剂不仅不会影响到水稻、棉花和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而且直接受益。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的有关规章同生产与销售杀虫剂方面似乎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过量使用杀虫剂会导致人体健康发生问题，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破坏水质、影响饮用水源质量和渔业生产。
第二，国合会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国家目前的粮食安全政策。目前的政策限制了粮食的国内贸易，使某些粮食的产地只能选择在那些并不适合它们生长的地方。既然食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那么，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粮食的缺乏，而在于农民的低收入问题。
第三，中国在农业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持续的行为，例如：水土流失、秸杆焚烧、以及淡水、化肥和杀虫剂的浪费。国合会建议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第四，国合会对转基因的引入问题表示关注。生物技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不过，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它们对人类健康具有负面影响，但它们确实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环境课题。国合会建议：在对转基因物质尚未获得更进一步认识的情况下，应谨慎应用。国合会还建议成立专门课题组,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应用生物技术将中国丰富的资源转化成经济财富。
5应当爱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拥有独特的生物资源，但它们的价值似乎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表层土和森林资源的破坏以及水土流失等现象肉眼就可以看到。但是，自然资源基础的削弱以及生物的减少等问题未能引起公众和政府的足够注意。农作物种类以及支持它们的微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基因库、植物园的保护以及农民所采取的农田保护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土地、水、动植物和森林的良好管理是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禽养殖业对农作物的要求也逐步提高，这要求中国的农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中国正在采取措施，进行草地和森林的保护或恢复工作。但是,要将这项工作做得恰当，专家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境影响评价对自然保护和恢复是非常必要的（这同环境影响评价对新的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性是一样的），对于中国西部这样的脆弱地区尤其如此。
国合会特别提出以下建议：
（1）从国际上讲，中国有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责任。在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中国应特别注意保护本国极为丰富的植物物种资源。中国应该同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伙伴关系。应该在“事先知情同意”和“收益共享”的基础上制定这种伙伴关系的指南。
（2）可以考虑将土地划分为保护区、恢复区、可持续利用区和集约利用区等类别。可以在一些地区建立基因园，用来种植并评估本地的和引进的食用植物与药用植物。
（3）应采取措施，通过对现有的和新建的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
（4）所有的环境影响评价都应包括并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内容。
（5）外来入侵物种具有特别的危险，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对转基因生物体应谨慎使用，否则会带来潜在威胁。
（6）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广泛地受到忽视，因此，有必要让公众更加了解这些问题。为了提高公众意识，应注意利用当地的传统知识，并引起当地社区的兴趣和赢得支持。
6需要进一步鼓励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
国合会在这方面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议：
（1）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同取得环境效益是相辅相成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说明，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不实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将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将来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不同污染物可能会发生协同作用，从而产生严重后果。
（2）需要对如何防治江河流域水污染以及如何保护蓄水层的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
（3）国合会建议在一些地方开展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同时参与的示范项目，这可以选择在某个省或地区进行。西部地区可能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示范良好的管理所能产生的效果。
将来，国合会应当更加强调工业界的作用，并欢迎工业界代表参与国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已经提议成立一个“可持续工业发展工作组”，其工作范围比现有的清洁生产工作组和污染控制工作组会更广。
7综合的交通政策是另外一个优先领域
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中国需要综合的交通政策。应该对各种交通方式的优劣进行综合考虑和判断。随着私人汽车的增加，有必要建立更高效、更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统。客运和货运公共交通的价格均应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整个过程都需要实行严格的环境标准。在进行城市交通体系规划时，应特别注意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
这些原则可以直接用于中国西部地区的交通发展。在某些情况下，铁路可能比公路更有价值，这对货运和客运都是如此。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修建公路，但是，应强调提高现有公路等级和加密路网的重要性，而不是只修建投资极高的高速公路。为了减少新的交通体系对环境的影响，公路和铁路可尽量平行建设。
城市能源规划需要考虑到污染控制和交通发展。有必要就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体系以及最终如何限制私人汽车使用等问题开展实验研究。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公众的理解必不可少。在较小的社区内建设步行区和使用自行车可能是最好的交通方式。步行和骑自行车不能被看成是丢面子的事。
航空交通成本也需要环境评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航空业存在着隐性补贴现象，对航空燃料并没有象对路用燃料那样征税。中国也许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纠正这一不正常现象。
8应当进一步研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带来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中国进一步改善环境管理体系。同时，中国也应该在投资和贸易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将有利于中国西部和其他地区吸引新的投资。东部沿海开发区的经验对于更好地制定西部国家级开发区投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应该更加紧密地相结合。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是有益的。
同时，国合会有的委员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环境方面所起的作用还不够。世界贸易组织与多边环境协议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目前在处理环境与贸易方面有两种选择：或者加强环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或者建立一个与世界贸易组织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来处理环境问题。
《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将在引进外资和加速技术转让方面（尤其是在能源领域）给中国的西部开发带来重大机遇。
国合会认为各工作组（课题组）的报告和建议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国合会还对一些广泛的战略性问题表示关注。首先是关于中国西部的一些战略性问题：
（1）在中国西部开发中，要想避免其他国家所犯过的诸如城市过度扩张和传统社区被毁等错误，必须对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划。在可能的情况下，新建的城镇应具备人文特色，其规模也应当有利于管理。
（2）环境影响评价至关重要。在做过环境影响评价之后还应对开发的后果进行认真监测。
（3）较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培训设施极为重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公众应能更好地理解开发所带来的变化，当地文化多样性以及传统知识（如制药等领域）应得到尊重。必须使当地社区的人们感到：他们同开发过程息息相关，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开发的主人。
其次是一些更广泛的战略性问题：
（1）中国应该全面参与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国际谈判，并确保环境因素被恰当地考虑在内。中国还应研究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可能带来的区域影响。在处理温室气体问题方面，除了考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外，甲烷气的排放也应该被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虑。
（2）中国有良好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某些环境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并需做出更多的努力实施这些法律法规。
（3）各个层次的广泛咨询（包括普通公民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方面，有关环境状况的信息可能成为改革的有利武器。国合会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将有关环境状况和趋势的信息向公众开放的力度。
（4）国合会再次强调，希望中国政府避免其他国家已经犯过的错误，保护中国特有的环境和文化，并为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