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国的渔业资源因海洋污染而日渐枯竭之时,渔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海边卖海蟹 原是他乡来
十几年不见,塘沽的变化令人惊异。那气势宏伟的楼群,车水马龙的宽阔马路,盘旋在路网上的高架桥,都让塘沽有不逊于我国任何大城市的现代化景观。然而来到离繁华街区不远的北塘渔村,海边那片简陋破败的民房,却仿佛是一幅褪色的老照片。
狂风大雨加海啸的日子刚刚过去,灿烂的阳光下,海鲜贩子们焦急地等待着主顾,海风卷乱了他们的头发。记者问这里的海货是不是比较便宜,一个面色黧黑的汉子说:“便宜不了,这海蟹是从天津市里拉来的,天津是从山东进的货,这儿早就没有海蟹了!”原来,在这儿卖海蟹只是为了应景,当年因鲜美而负盛名的渤海海蟹,在北塘早就绝迹了。这里卖的海鲜,只有琵琶虾和白虾是当地近海捕捞的,其他不是养殖的就是外地进的货。
打鱼的改了行
再问,原来这些卖海货的都是没了渔船的渔民。
一个50岁左右,面色憔悴的汉子说:“我打了30多年鱼,没鱼打了,只能卖船。当时那难受呀,就跟爹娘没了似的!”他15岁上船打鱼,5年前因打鱼维持不了生活,就卖了船。一排卖货的汉子,大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卖掉船的,一提起渔船都神情黯然,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一个汉子说:“咱都是几辈子的渔民,到这一代完了!”他用粗黑的大手捞起塑料盆里的养殖虾卖给顾客。
记者问卖海货日子好过不好过?汉子们回答:“能好过吗?”
海边一间低矮的平房是当地渔业协会。满面风霜的周会长也是打了40多年渔的老渔民。他说,北塘村原来有1000多条船,因为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海产资源越来越少,人们纷纷卖船,现在已经仅剩400条渔船了。
卖了船的渔民都改了行。有做生意的,有到开发区打工的,有到别的渔船上当雇工的,总之,干什么的都有。更多的人是在海上干了一辈子,现在没有了船,也再没有人需要他们。渔民大都是十几岁上船,没有文化,也只有打鱼这一技之长,所以许多人找不到工作。
北塘渔村生活困难的人家很多。据北塘渔业协会统计,目前这儿的渔民至少有40%生活非常困难,有30至50户人家的孩子交不上学费,有的孩子因为学费无着不得不退学;还有的渔民为养船还债困难把房子都卖了。有实在无以为生的人家每月拿100多元的低保,就这,有许多人家还拿不到。
天津市水产局的有关负责人说,国家正在让渔民逐渐转向其他行业,但这很难。
船老大“忆甜思苦”
码头,一些木制的小渔船被弃在海边任风吹日晒,明亮的秋阳在开裂的古旧船身上勾勒出一丝亮色,船儿们还呼吸着咸味的海风,却早没有了海货的腥气。岸上不远的一个仓库里,堆满了拆下的船板,这些卖都没有人要的小船,只能让遗骸暂时沉睡在海边。
码头上出海的渔船大都是80马力到150马力的,因为风大浪大,几百条船都没有出海,船老大和雇工们在闲聊。一个打工的小伙子告诉记者,他家是山东沿海的一个小村子,家里也是世代渔民,因为那边的海里也打不着渔虾了,他就来这儿打工。船边堆着一堆小杂鱼和琵琶虾,现在天津沿海就只能捕捞到这些了。
船老大们纷纷追忆往日海边风光。一个船老大说:“以前,这儿的海货多着呢!平鱼、快鱼、黄花鱼、鱿鱼、海螺、大对虾,海蜇啥的,嘛都有,现在完了!”还有一个说:“原先这儿的凤尾鱼世界有名,现在早就绝迹了!”以前,一网下去就能网着二三百斤的黄花鱼,有时一网下去,能装一辆小卡车。有人说:“当年我一天打上几千斤鱼,现在,一天几十斤就不错了!”一个渔民拾起一条不到两寸的小鱼说:“这叫马年逛,以前长到半尺多长,现在,这么点就捞上来了!”另一个渔民接话:“过去有时一条船一天能打上一万多斤对虾,有的对虾一个二两重。可前些日子下的300条网,一个对虾也没有看见!去年还有红虾,今年也绝种了!”
记者从人们的回忆中粗理了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渐渐消失的至少有:黄花鱼、带鱼;上个世纪90年代渐渐消失的至少有:对虾、海螺、快鱼、刀鱼,鱿鱼等。眼下正在消失的至少有:毛蛤、琵琶虾。20年前塘沽的毛蛤几分钱一斤,现在五元钱一斤。20年前琵琶虾个大味美,现在个小,有时还有化学异味,但天津人仍然屈就当成美味。
现在北塘村有45条船到黄海和东海去捕鱼,感觉那里也海货也更少了。
一个已经71岁,也卖了船的老渔民指着码头的海水说:“瞧瞧这水,黑中带红,红中带绿,就是个臭水,鱼虾能活吗?”
忆起当年,渔民们无限感慨。令人尴尬的是,1988年以前,这里是渔业生产队,机制关系,生产积极性不高,反而让海洋生物达到生态平衡;1988年开始,渔船分到户,渔民打鱼积极性空前高涨,黑天白夜忙,过度捕捞加上海洋污染,迅速使海产品走上灭绝之路。
问渔民们还能干几年,他们说,也许再有两三年这儿就什么也打不着了。
有个颇有点儿文化的中年渔民说:“我希望能休渔三年,这三年里国家发生活费,谁下海就罚谁,三年后,肯定会比现在情况好得多。我想让我的孙子还能打着鱼!”
辛酸的赔钱营生
问船老大们的日子如何,一个汉子说:“100条船里有99条船赔钱!”
一个船老大算了笔账,除去柴油费、维修费、网费、雇工费等等的费用,今年基本挣不着钱。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咱家打了几辈子鱼,我不打鱼,祖业就断送在我手里了,实在干不下去再说。”一个汉子指着他的船说:“这船现在对我来说就是‘监狱’。一睁开眼睛,就得为修船钱,雇工钱发愁,海里一走两个月,都不敢回来!”
以前海上刮暴风就得赶紧收船,现在捕捞的货少,好些人为了省柴油钱能不回就不回了,所以现在渔民海难很多。
修船,是打鱼成本中的重要一块,再穷也不敢不修船,船的安全系着人的性命。可现在,有渔民修不起船了。渔民们告诉我,有个姓张的船老大因为去年打了一年渔赔了11万,没钱修船,今年他还撑着出海,8月遇大风他的船沉入大海,所幸人被救了上来,但这个老少三代的6口之家却破产了。记者对聚集在海边的船老大草草统计了一下,这几年每年赔一两万元的人占大多数。
还在打鱼的渔民,都抱着维持的态度,维持到哪天,谁也没数。
问汉子们是不是也要卖船,他们说,这船谁要谁赔,没有人要了,原来30万元买的船,现在十几万也卖不出去。天津海边的船现在都卖到了浙江、山东那边。
卖船时,许多渔民痛哭流涕,有个白发苍苍却身板硬朗的老汉,打了40年渔,被迫卖了船。没了船后,他天天在海边呆呆地望大海和海边的渔船,老人对我说:“有鱼打,我宁愿永远下海受苦受累,那心是甜的;现在我什么都没了!”
老张的生活
记者踏着坑凹不平的小土路,跟着骑一辆快散架小三轮的老张回家。
老张这个“渔民”的称谓只能用过去式,因为他早就把船卖了。他的家只是用红砖草搭就的一间小平房,老张使劲用胶鞋踢开那扇油漆剥落的小门。他那双目失明的妻子身上盖着破毡子,正靠在床上与几只温顺的猫亲热,这是她惟一的快乐。家里除了这张大床和几只摞起的旧箱子,就几乎放不下任何东西了。老张回家不用换下那双满是泥水的旧胶鞋,因为他家的地面就是泛着潮气的黑黑的泥土地。门口那年代久远的红色人造革沙发上,一条看家黄狗依偎着烧饭的大锅。老张因为腿有点儿轻残,根本找不到工作,就在海边帮人卖养殖虾和外地拉的海蟹,收入是村里最低的。
雪上加霜的日子
越来越重的海洋污染,让渔民雪上加霜。
渔业协会的高主任和周会长告诉记者,现在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有天灾也有人祸。
去年11月,索马里一艘轮船和中国辽宁一艘轮船在大雾中相撞,造成8万吨原油泄漏,污染了渤海湾整整两个渔区。出事后,海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石油。一年过去了,北塘400条渔船还是不能上那儿捕鱼,每条船每天损失三四千元。虽然渔民们将索马里油轮告上海事法庭,可整整一年过去了,既没有人对污染海域进行治理,也没有人对渔民进行赔偿,现在,此案还在法院审理。
污染还来自渤海的100多个石油钻井台,这是中国石油总公司所属海洋石油公司的钻油台。虽然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污染海域,但石油钻井架附近的海域还是被石油污染了,而且石油沉到海底,连产卵区都污染了。此外,位于汉沽的天津化工厂也向渤海排放污水,每次排污,海面上都会飘着一层死鱼。每年这家化工企业通知排污后,渔民都会有几天不能出去捕鱼。
今年,塘沽港务局要扩大客轮港口,兴建一批码头,将要占去整整3000亩水域,这都是北塘的主要捕鱼区和海货的主要产卵区,这个水域每年能出产七八百万元的海货。码头的建立,肯定会加速渤海海洋生物的灭绝,夺去许多渔民最后的饭碗。现在,北塘渔业协会正在与港务局和天津市水产局交涉此事。说起这块将要变成客轮码头的海域,周会长悲怆地说:“那儿可是咱们渔民打了几百年鱼的宝地呀!那儿是产红蛤子、白虾最多最好的地儿界!”高先生说起那儿有个名叫大盖子的浅滩,是红蛤子和白蛤子的产卵之地,现在那里正在填海垫地基,准备建客轮码头。
记者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的污染是比过度捕捞更可怕的海洋之敌。
“下海当渔民”
打鱼不能维持生活,一些渔民不得不想起些新的维持生活的法子。海边一些渔船已经改成了旅游船,“下海当渔民”旅游项目的广告在北京广为人知。城市人跑到这里,跟着渔船出海,自己下网捕鱼,然后就在船上烧着吃,图个新鲜体验。
记者来时,见许多游客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可经营旅游渔船的渔民悄悄告诉我:“他们下网啥也打不着,他们在船上吃的海鲜,是我们上岸给他们买的!”
现在“下海当渔民”是亲近自然的旅游项目,说不定不久就会变成一个“怀旧”项目。
采访完毕,望着夕阳西下时分蔚蓝的大海,不知这里蕴藏着多少渔民的无奈与悲伤。若干年后,这里还会有人出海打鱼吗?